中共修订问责条例 更“严管”亦更“容错”
北京9月5日电 (记者 梁晓辉 张蔚然)时隔三年，修订后的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日前公布。由13条增至27条的《条例》，丰富了问责情形、明确了问责程序，让严管更“严”；同时也引入“容错”机制，激励干部干事创业，体现“厚爱”。
严管更严
《条例》新增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问责情形和问责程序部分。修订后，问责情形由原来的6项变为11项，其中凸显党的建设内容。《条例》规定，在党的政治、思想、组织、作风、纪律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，将被问责。
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说，长期以来，各地的确存在党的建设弱化的问题，《条例》此次有针对性地对此进行问责，体现出进一步加强党建的鲜明导向。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，不把自己建设好，就难以更好开展工作。”
另一类新增的问责情形是：在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不作为、乱作为、慢作为、假作为，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整治，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徇私枉法问题突出等。有此类情形将被问责。
专家认为，此情形的增设意在解决与民众利益相关度最高的现实问题，将民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出发点，体现出鲜明的执政为民的导向。
程序更科学
修订后的《条例》在问责程序上更为明确。如启动问责调查后，应当组成调查组，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，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个月内，向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诉。
专家认为，更明朗和更科学的程序，有针对性地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、简单化。
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，随着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关键期，对问责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一方面需进一步发挥问责的威慑作用，惩处不作为、乱作为等失职失责行为，另一方面，问责本身也需要更加完善，避免出现问责随意、泛化的情况。通过此次修订，中共对问责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，“让问责这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变得更加锋利”。
《条例》新增规定，查明调查对象失职失责问题后，调查组应当撰写事实材料，与调查对象见面，听取其陈述和申辩，并记录在案；对合理意见，应当予以采纳。调查对象应当在事实材料上签署意见，对签署不同意见或者拒不签署意见的，调查组应当作出说明或者注明情况。
戴焰军认为，问责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是要做到精准化、精细化问责，新修订的内容以现实问题为导向，将问责的程序更加明确，将有助于解决问责中尺度把握难度比较大的问题。
更加“容错”
此次《条例》的修订将“容错”机制引入其中，规定了不予免予问责的情形。如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，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，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；在决策实施中已经履职尽责，但因不可抗力、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的等。
对此，庄德水认为，上述条款实际上是将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前针对干部任用所论述的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相关精神写入了条例，其实质是鼓励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，大胆先行先试。“有助于培养改革行动派，推动改革政策的落实。”
同时，《条例》新增内容也提出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，对影响期满、表现好的干部，符合条件的，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正常使用。
戴焰军指出，此条体现了中共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，“不能因为犯错就‘一棍子把人打死’”。他指出，要正确对腐败行为和被问责行为进行区别，被问责的情形不少是“无心之失”，而被问责再获任用后，在同一问题上二次犯错的可能性就很小了，这实际上是帮助干部成长。
“不能因为干部曾被问责，就对其不闻不问”，庄德水指出，对被问责后工作表现突出的干部重新进行任用，这也符合中共的选人用人之道。(完)